德国人的精确主义,必然会带入其制造业。据《欧洲时报》报道,德国制衣业委托一家研究所重新测量和统计有关德国人身材的数据,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准确的制衣尺寸。精确主义直接给德国制造带来了精密的特性。
相比之下,中国语言中的高频词汇则是:“差不多”,在表现出中国人驾驭“不确定性”功力的同时,则也显示了一种负面的不求精确的模糊性和随意性。中国制造普遍精度不高的文化原因,就包括这个“差不多”文化。
在专注精神、标准主义、精确主义的递进发展中,必然产生完美主义。这四个文化要素具有明显的递进包含逻辑关联。“完美主义”,是“专注精神、标准主义、精确主义”的综合表现;而“完美至臻”则德国制造的根本特征。
追求完美(Gruendlichkeit)的工作行为表现是“一丝不苟、做事彻底”,也就是“认真”。这已经是德国人深入骨髓的性格特征。哲学家费希特在“至德意志民族”演讲中强调了这个民族性格——“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,切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漫不经心的态度。”德语有一谚语:“犯错误,都要犯得十全十美。”德国人做什么都要彻底到位,不论是否有人监督,也不论是职业工作还是做家务,做不完美、有瑕疵就深感不安。
我一下子看到,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认真负责的人。这个工人让我感动了很久,给了我灵魂上的震撼。我想我们也应该这么做,要想改善自己,先从认真做事开始。”后来就开始了以“砸冰箱”为序幕的海尔制造文化再造,并由此引进德国制造业文化。
必须指出的是,德式认真,比起日式认真,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美学情怀。“这片土地,饱受欧洲古典音乐浸润滋养。”(陈晋总撰稿.大国崛起.中央电视台,2007.)我认为,在以古典音乐为主要艺术形式的审美熏陶中,德国不仅像霍尔德林所言“诗一般地栖息”;还“美学地生活和工作”。记得我在德国学习期间,曾看到一位小伙子在墙上陶醉地挥舞刷子,犹如乐手登台演奏。我起先以为是艺术系学生在作画。后来发现他是个油漆工,在粉刷外墙。这与前述海尔杨绵绵总裁所提到的那个“眼光里充满欣赏的工人”,都是在“美学地工作”。由此不难理解马克思的美学思想——美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。
“标准主义”的时间维度表现是“程序主义”,其空间表现则是“秩序主义”。而广义的“秩序”概念却涵盖了“程序”,是个内涵很广的概念。德语“秩序”(Ordnung)一词,与本文相关的含义有:整顿、整理,整齐,调理,规则、规章,次序、顺序,制度,(转)安宁、秩序、纪律。
德国人严守秩序。有一谚语:“秩序是生命的一半。”德国人特别依赖和习惯于遵守秩序,离开了秩序就会感到焦虑和寸步难行。
这个秩序感首先体现在时间管理上。德国人不分男女老幼,人手一册《日程日历》(Terminkalender),每天各时段的活动,乃至圣诞节做什么,一切日程提前计划,而不是临时即兴决定。德国社会以及企业都是在时间坐标轴上理性地运转着。德国人认为,与时间形成严密关系的人,才能理性地驾驭人生和工作,并有所成就。康德那钟表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就是典型。
秩序主义在具体工作中则主要表现为流程主义。例如:在某企业德国设备安装现场,六名技师先是对着图纸和流程图开会研究,然后开始工作。看不到闲散窝工者,也看不到忙乱无措者。一切按照程序悄然推进。总之,德国人无论是擦玻璃、做饭,还是加工零件、安装设备,“不论干什么都离不开雷打不动的两个前提:一个是程序,另一个是工具。什么程序必用什么工具,什么工具必配什么程序,不得有丝毫变通。”
秩序主义的空间表现,则是物品放置的条理性。无论是家庭中的杯子、碟子,还是领带、衬衣,乃至工作场所的文件、工具等物品,都摆放井然有序;否则便找不到东西。所以,加上德国人的洁癖,在德国企业无需推行5S(整理、整顿、清扫、清洁、素养),一切都在自觉之中。
以上“专注主义”、“标准主义”、“精确主义”、“完美主义”、“秩序主义”,是德国制造业文化的“工具理性”层面。而“德国制造”的坚固耐用,还有其深刻的“价值理性”基础。这就是曾一度被誉为普鲁士精神,并继而成为全德意志人精神的“责任感、刻苦、服从、可靠和诚实。”(陈俊森,樊葳葳主编.外国文化与交际.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,2000:77.)其中的“责任感、可靠和诚实”,可以用中文的“厚道实在”表达,简称“厚实精神”。这使得“德国制造”在设计和材料使用上,实实在在地考虑用户利益,注重内在质量,胜过外观和华而不实的功能。德国汽车的安全系数和耐用性,明显超过一些竞争对手。
“责任感、可靠和诚实”使得德国无假货,并且货真价实。“责任感”使得德国严肃地承担战争责任,而得到国际社会接纳,并于目前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。德国人对工作负责、对客户负责、对产品负责,并以人的可靠和诚实,保证了产品的可靠和真实。总之,“德国制造”的厚实外观与表现,来自于其制造者的厚实精神。
借鉴德国六大制造业文化,中国制造业必须以开放的胸怀进行文化再造。文化再造的重点是“理性”,难点是“国民性改造”。
万明坤指出:“德国人并不把勤俭务实、遵纪守法当作是一种对自己难受的约束;也不把忠厚诚实、信守承诺看作是一种付出。他们自觉地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考虑,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社会高效而有序地运转。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素质,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和重要标志。一个理性的民族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民族。”(季羡林等著,万明坤等主编.旅德追忆:20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.商务印书馆,2000:503.)费孝通也呼吁:“我们与西方比,缺了‘文艺复兴’一段,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,这个方面,我们也需要补课,这决定着人的素质。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,没有很好的素质,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。这是个文化问题,要更深一层去看。” 总之,现代化就是“理性化”。而这方面,“德国制造”做出了典范。这个“理性化”分为“工具理性”和“价值理性”。
“专注主义”、“标准主义”、“精确主义”、“完美主义”、“秩序主义”这五大工具理性,是我国制造业必须经由德国引进的。
建设严谨理性的制造业文化,最大的障碍是近现代国民性。我们的老祖宗,并不是今天的样子;我们的明清家具,钉是钉、铆是铆。只是在近现代,由于离道失德,出现了所谓颇具负面含义的国民性问题。当年鲁迅曾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性问题,并特别提出,“不认真和做戏”是中国落后的原因,必须改掉。
关于国人不认真的一个经典观点来自美国人亚瑟•史密斯所著《中国人德行》。他指出:“中国人不守时、不精确、不认真,是对待事物特有的幽默。”鲁迅对此书极为重视,并称此书足以“立此存照”,希望国人把它当做镜子,“看了这些,而自省,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,变革、挣扎,自作功夫,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赏,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。”鲁迅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改造国民性。然而,在宏观社会层面,文学只能描写国民性,并无法改造国民性。
在微观的社会组织层面,我们可以用企业文化来改造国民性。张瑞敏指出:“名牌也应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。如果是一个名牌,一定有丰富的文化含量,因为一个名牌是名牌创造者素质的外化,或者说名牌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素质的外化。员工的素质高,才能够创造出名牌。”海尔员工素质提高的必要途径就在于利用企业文化,改造了海尔员工的国民性。张瑞敏对于中国人的做事习性曾作过准确概括:“中国人做事不认真,不到位,每天工作欠缺一点,天长日久就成为落后的顽症。”
海尔以“砸冰箱”文化仪式为序幕、以OEC制度为落地手段,经过20多年的努力,终于最大限度地根治了不认真的国民性,建立了认真文化,并成就了一个世界名牌。因此,我们可以借鉴海尔经验,从改造国民性的高度来再造中国制造业文化。
此外,在价值理性层面,中国不像西方,以宗教文化为基础,是“有教堂的市场经济”。中国以道德文化为特征,“道德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。我们必须尊道贵德,弘扬民族固有的“厚道精神”,以制造出厚道的产品。(来源:《企业文明》,作者:葛树荣、陈俊飞 ,编辑:李天宇,美编:李秋杰)